1 兆美元逃離加州！矽谷富豪為何集體出走？
2026 年 1 月 11 日，Chamath Palihapitiya 在 X 上發了一則貼文，觀看次數超過 560 萬。
「不幸的更新：今天又接到更多朋友的電話。已經離開加州的財富總額，現在是 1 兆美元。」
他接著寫道：「幾週前，我們還有 2 兆美元的億萬富翁財富。現在，50% 已經離開了。他們帶走了所得稅、銷售稅、房地產稅，還有他們的員工、薪資，以及這些薪資產生的所得稅。」
這不是誇大其詞。過去幾年，矽谷的科技菁英正以前所未見的速度撤離加州。Peter Thiel 搬到邁阿密、Elon Musk 2020 年就遷往德州、David Sacks 也已離開。最新消息是 Google 共同創辦人 Larry Page 在邁阿密砸下 1.73 億美元買豪宅，另一位創辦人 Sergey Brin 則把十多家公司遷到內華達州。
為什麼是現在？答案指向一項即將在 2026 年 11 月公投的法案：加州「億萬富翁稅」（Billionaire Tax Act）。這項法案不只是要對富人課更多稅，而是要對「未實現利益」課稅。這個看似技術性的細節，正在引發一場資本大逃亡。
當加州試圖從富豪身上擠出更多稅收時，這些富豪選擇用腳投票。用 Chamath 的話來說：「加州的億萬富翁們原本是可靠的納稅人，每年繳 13.3%。他們是你可以永遠剪毛的羊。現在，加州將永遠失去這個稅收來源。」
一項設計有問題的法案
加州「億萬富翁稅」法案的設計，即使對支持課富人稅的人來說，都有明顯的問題。
首先是稅率。法案對淨資產超過 10 億美元的加州居民，一次性課徵 5% 的財富稅。之後，每年再課 2.5%。以一位身價 10 億美元的創辦人為例，第一年就要繳 5,000 萬美元，此後每年再繳 2,500 萬。
其次是「追溯條款」。法案以 2026 年 1 月 1 日為基準日，只要你在這一天是加州居民，就會被納入課稅對象。但公投要到 2026 年 11 月才舉行。這意味著：在你還不知道法案會不會通過的情況下，你已經「被鎖定」了。
這個設計有多離譜？想像一下：政府說「我們可能要課你一筆稅，但要 11 個月後才決定。不過別擔心，我們會追溯到你現在的狀態。」任何理性的人，都會在這 11 個月內想辦法離開。
更爭議的是「退出稅」（Exit Tax）的設計。即使你在公投前搬離加州，法案仍要求你在搬離後的數年內繼續繳納部分稅款。這讓許多人覺得被「套牢」了。
但法案最核心的問題，不在於稅率高低或追溯條款，而在於它要課稅的對象：「未實現利益」。
「未實現利益」：一個危險的先例
要理解這場爭議，必須先理解一個基本概念：什麼是「已實現利益」和「未實現利益」？
假設你持有價值 1 億美元的公司股票。如果你賣掉這些股票，拿到 1 億美元現金，這就是「已實現利益」。全世界幾乎所有稅制，都只對這種已經「變成錢」的收入課稅。
但如果你沒有賣股票，股價只是漲了，你帳面上多了 1 億美元，但手上沒有任何新的現金，這就是「未實現利益」，也就是俗稱的「紙上財富」。傳統上，這不會被課稅，因為你並沒有「收到」任何東西。
加州富豪稅法案打破了這個原則。它要對你「紙上」的財富課稅，即使你從來沒有賣掉任何東西。
這聽起來可能很公平：有錢人就該繳稅，不管錢是在紙上還是口袋裡。但實際執行起來，問題很大。
Y Combinator 執行長 Garry Tan 在 X 上詳細解釋了「Class B 股份陷阱」：法案聲稱不適用於公開交易的股份，但創辦人持有的 Class B 投票股（例如 Google、Meta、Snap 等公司的雙重股權結構）並不公開交易，會被視為「私人持有」而課稅。
這代表什麼？一位科技公司創辦人，即使公司已經上市，只要他持有的是 Class B 股份（通常是為了維持公司控制權），他的「紙上財富」就會被課稅。
Google 創辦人 Larry Page 和 Sergey Brin 就是最極端的案例。Alphabet 的股權結構分為三類：Class A（公開交易，1 票/股）、Class C（公開交易，0 票）、Class B（不公開交易，10 票/股）。兩位創辦人持有的是 Class B，這讓他們各自只擁有約 3% 的經濟利益，卻掌握約 30% 的投票控制權。
問題來了。法案的 Section 50303(c)(3)(C) 規定：稅務用途的「所有權」，以投票權或控制權為準，而非實際經濟利益。這意味著加州會按 30% 的控制權來計算他們的財富，而不是 3% 的實際持股。結果是什麼？每位創辦人將面臨約 600 億美元的稅單，相當於他們實際 Alphabet 持股價值的 50%。
Page 和 Brin 顯然不打算等著被課稅。2025 年底，Larry Page 在邁阿密 Coconut Grove 買下兩棟豪宅，總價 1.73 億美元。Sergey Brin 則在聖誕節前 10 天內，終止或遷移了 15 家加州 LLC 到內華達州，包括管理他超級遊艇和聖荷西機場私人航廈的公司。
DoorDash 共同創辦人 Andy Fang 的反應很直接：「我愛加州，在這裡出生長大。但這種愚蠢的財富稅提案，讓我不得不計畫離開這個州。光是 Class B 這件事，就可能讓我破產。創辦人主導是 DoorDash 之所以特別的重要原因，我會為此奮戰到底。」
這就是「紙上富翁」的困境：你的公司估值很高，但你沒有賣股，手上沒有現金。現在政府要你繳一筆基於估值的稅，你怎麼辦？你只能賣股。而當你被迫賣股，你可能會失去對公司的控制權。
反對聲浪：從 YC 到 All-In
矽谷對這項法案的反對聲浪，幾乎是一面倒的。
Garry Tan 是最直言不諱的批評者之一。這位 Y Combinator 執行長在 X 上寫道：「讓億萬富翁為他們用股票抵押的貸款繳稅，這是很簡單的解決方案。但激進左派不想要解決方案。他們想要的是大規模資產充公，以及殺死加州科技業的未實現利益稅。」
他進一步指出：「由於資本外逃，問題現在更嚴重了。」
Garry Tan 的觀點代表了許多創投和創業者的立場：問題的核心不是「該不該對富人課稅」，而是「用什麼方式課稅」。如果目標是防止富人透過「借錢而非賣股」來避稅，有更簡單的解決方案，而不是對所有未實現利益課稅。
Chamath Palihapitiya 的批評更加尖銳。這位 Social Capital 創辦人、All-In Podcast 主持人在 1 月 10 日發文指出：「過去一個月，離開加州的億萬富翁財富已經超過 7,000 億美元。」
到了 1 月 11 日，這個數字已經膨脹到 1 兆美元。Chamath 寫道：「這意味著他們原本預期可以課稅的 2 兆美元加州財富，現在只剩下 1.3 兆，而且還在快速下降。」
他的結論很悲觀：「除非這個公投案被撤回，否則我們無法阻止億萬富翁大逃亡。當加州沒有富人了，中產階級將必須買單。」
Andy Fang 的表態則讓這場辯論更加具體。作為 DoorDash 的共同創辦人，他是這項法案直接影響的對象。他的訊息很清楚：即使他熱愛加州，這項法案也讓他「不負責任地」留下來。
這些聲音有一個共同點：他們不是在爭論「富人該不該繳更多稅」，而是在指出這項法案的設計缺陷。對未實現利益課稅，會迫使創辦人賣股、失去公司控制權，最終傷害的是整個創業生態系。
另一種聲音：黃仁勳的立場
並非所有科技領袖都選擇離開。據報導，NVIDIA 執行長黃仁勳公開表示願意留在加州，並表達了對這個社區的情感連結。
這個立場代表了另一種思維：超級富豪對社區有責任，財富不平等是真實的問題，而付出更多稅是這份責任的一部分，黃仁勳的觀點值得尊重，但也有其局限性。
首先，NVIDIA 是一家成熟的上市公司，黃仁勳持有的股份流動性相對較高，如果他需要繳稅，賣出一些股票不會威脅到他對公司的控制權。但對於早期創業者來說，情況完全不同：他們的股份可能佔公司很大比例，流動性極低，被迫賣股可能直接導致失去控制權。
其次，「願意留下」和「被迫繳稅」是兩回事。黃仁勳可以選擇留下並繳稅，這是他的個人選擇。但政策不應該懲罰那些選擇離開的人，尤其當他們的「財富」只存在於紙上，而非銀行帳戶裡。
最後，情感連結不應該成為稅制設計的基礎。「我愛加州所以我願意繳」是個人美德，但政策設計需要考慮的是激勵機制和實際後果，而不是期待每個人都有同樣的情感。黃仁勳的立場展現了一種選擇，但這不意味著所有不做相同選擇的人都是錯的。
全球借鏡：財富稅的失敗史
加州不是第一個嘗試財富稅的地方。歐洲的經驗，提供了一個清晰的警示。
瑞典在 1990 年代廢除了財富稅。原因很簡單：資本外逃導致稅基萎縮，政府收到的稅反而更少。最著名的案例是 IKEA 創辦人 Ingvar Kamprad，他移居瑞士數十年以避稅。
挪威近年也面臨類似問題。據報導，超過 50 位億萬富翁已經搬離挪威，其中許多人選擇了瑞士。結果是政府的稅收不增反減。
法國在 2017 年廢除了財富稅。這是馬克宏政府的務實轉向，承認這項稅收的成本（資本外逃、行政負擔）超過了收益。
這些國家的共同教訓是：財富稅在理論上聽起來公平，但在實務上會導致資本外逃。當富人可以輕易搬到低稅的地方，高稅率只會趕走他們，而不是讓他們繳更多稅。
而美國的情況更特殊：不同州之間的稅率差異巨大。加州的最高州所得稅率是 13.3%，全美最高。而佛羅里達、德州、內華達的州所得稅率是 0%。
歐洲富人要避稅，需要跨國搬遷。美國富人只需要搬到隔壁州。門檻低得多，速度快得多。
這就是為什麼 Chamath 說的「1 兆美元在幾週內離開」是可能的。當你只需要把居住地從加州改成邁阿密，稅務策略就完成了。
稅制競爭時代的來臨
加州可能正在輸掉一場它自己發起的戰爭，當加州試圖對「紙上財富」課稅時，佛羅里達和德州正張開雙臂歡迎這些創業者。邁阿密已經被一些人稱為「新矽谷」。Peter Thiel 在那裡，David Sacks 在那裡，越來越多的創投基金在那裡設立辦公室。
這不只是富豪的問題，而是整個創業生態的問題。當創辦人離開，他們帶走的不只是個人財富，還有公司總部、工作機會，以及圍繞這些公司的整個生態系。
諷刺的是，這項旨在讓富人繳更多稅的法案，最終可能讓加州收到更少稅。當富人離開後，中產階級將必須填補這個缺口。稅制設計的核心問題，從來不是「該不該對富人課稅」，而是「如何設計一個不會趕走富人的稅制」。加州的億萬富翁稅法案，在這個問題上徹底失敗了。
歐洲花了三十年學到的教訓，加州似乎決定用一張公投票重新學一遍。代價是 1 兆美元的財富，以及無數個可能在這裡誕生的創業公司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