矽谷的「中國恐懼症」，為何狂人 Palmer Luckey 認為「殺手機器人」比人類士兵更道德？

「我會說我其實已經贏得這場競爭。」Anduril 創辦人帕爾默・拉奇（Palmer Luckey）斬釘截鐵地說。這句話語氣平淡，卻像一顆震撼彈，在訪談中揭示一位矽谷鬼才對未來國防科技的絕對自信。他贏得的，不僅是商業上的合約，更是一場關於國防創新的思想之戰。現在的關鍵，只剩下一個問題：「我們能多快達成目標？這樣夠快嗎？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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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拉回 2017 年，當時的拉奇剛離開自己創辦、並以天價賣給 Facebook 的虛擬實境公司 Oculus VR。作為一位成功的連續創業者與發明家，他眼前有無數條康莊大道可走，但他卻選擇一條最崎嶇、最不受科技圈待見的路：投身國家安全領域。

「我之所以選擇投入國安領域，是因為我知道自己能發揮很大的影響力，」拉奇回憶道，「我明白這些都是很重要的議題，而且說真的，這份工作不受歡迎，反而讓我更確定非做不可。」當時的他，因為一筆政治捐款而被迫離開 Facebook，這段經歷反而讓他徹底解放。「我已經不需要再迎合科技產業，」他坦言，「反正大家早就討厭我。」這份自由，讓他能毫無顧忌地直面一個矽谷集體噤聲的巨大挑戰。

這個挑戰並非單一技術的落後，而是一個全面性的結構問題。拉奇敏銳地觀察到，冷戰結束後的三十年，美國最具創新活力的科技公司，幾乎完全與國防事務脫鉤。這些科技巨擘，無論是 Google、Facebook 還是 Apple，都將中國視為下一個主要的製造基地與消費市場，對中國市場的高度依賴，形成一種無形的言論枷鎖。

「這在美國歷史上從未發生過，」拉奇語氣嚴肅地指出，「我們最頂尖的公司竟然拒絕參與國防相關工作，尤其當理由是要討好一個地緣政治對手時。」他舉出一個極為諷刺的例子，在以思想開放自居的矽谷，「你想成為什麼都可以...但有一件事你不能說自己是，那就是台灣人。」因為這些公司的官方立場必須與中共一致，將台灣視為中國的一個叛離省份。這種為了商業利益而進行的自我審查，從文化、經濟層面，一路蔓延至國家安全的根基。

他發現，不只是科技公司不願合作，美國國防體系的硬體基礎也早已被侵蝕。從 2008 年最後一家戴爾工廠關閉起，美國本土就不再生產電腦。這導致一個荒謬的現實：「用來指揮控制武器系統、處理所有機密郵件、操作所有最敏感系統的設備，我們國家安全系統的設備，大多使用中國零件，而且都在中國製造。」他設想一個場景，如果在冷戰高峰期，有人說所有美國的電腦都在莫斯科製造，肯定會被當成天方夜譚。「這種情節就連當小說都沒人會相信，」他說，「這就是我們現在的處境。」

面對這個盤根錯節的困境，拉奇給出的解方是創立 Anduril。這家公司的核心理念，就是要成為一家「國防產品公司」，而非傳統的「國防承包商」。這兩者有天壤之別。承包商的商業模式是接政府的案子，按工時與成本收費，即使專案延宕、成果不彰，承包商依舊能賺錢，甚至賺得更多。「這等於是把失敗當成賺更多錢的手段，」拉奇批評。

相對地，產品公司則是「花自己的錢開發產品，然後再把產品賣給客戶。」如果產品不好，市場不會買單，公司就得自己承擔虧損，而非浪費納稅人的錢。這種模式將成敗的責任歸屬放回開發者身上，激發效率與創新，也正是矽谷精神的核心。Anduril 的目標，便是將這種快速迭代、以產品為導向的文化，注入僵化的國防產業。

Anduril 的所有產品，都圍繞著一個名為 Lattice 的人工智慧（AI）核心運作。這套系統是大腦，賦予硬體自主思考與決策的能力。他們的產品線橫跨海陸空，從為美國與澳洲海軍打造的自主機器人潛艇，到為美國空軍開發的無人戰鬥機，再到部署於美國南部邊境的無人監控塔。這些系統的共同點，在於它們不僅是傳統裝備的升級，更是作戰方式的徹底革新。一台能自主判斷追蹤、撤離、攻擊或防禦的潛艇，其戰術價值遠非一台只能被動收集數據的載具可比。

烏克蘭戰爭的爆發，血淋淋地驗證 Anduril 的前瞻視野。戰爭讓全世界突然意識到先進武器與 AI 系統的重要性，但拉奇對此卻抱持冷靜甚至批判的態度。「現在才來關心這些熱門議題已經太遲，」他直言，「你不能等到事情發生，才指望政治體系或國防體系...開始處理戰爭。最重要的時機其實是在戰爭爆發之前。」

他認為，人類衝突的根源來自於資源的競爭以及威權政體的非理性。西方世界常常以自身的價值觀去揣測獨裁者的行為，假設對方是理性的經濟決策者。「你可能會說，中國發動世界大戰根本不合理，這樣做會摧毀他的經濟，」拉奇反駁道，「我就說，不對不對，完全不是這樣。」他強調，在這些政權的算計中，經濟只是手段，達成特定歷史目標（例如所謂的「中國大一統」）才是終極目的。他們對於生命價值的衡量，也與民主社會截然不同。「現實是，中國不像我們這樣重視生命價值。」從俄羅斯不惜代價投入人命的「人肉戰術」即可見一斑。若不理解這種根本的價值觀差異，就無法準確預判對手的行動。

正因戰爭的殘酷與複雜，拉奇堅定地支持發展「殺手機器人」，也就是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統。這個立場聽來聳動，但他的論述核心卻是基於一種深刻的道德考量。「我認為致命性和涉及人命損失的事，在倫理上都是極度複雜的領域，所以必須運用最先進的技術。」他認為，真正的問題不在於機器人該不該擁有開火權，而是「我們是否該運用最好的技術，才能達到最高的精準度、最低的平民誤傷，以及最準確區分戰鬥人員與平民的能力？」

他舉例反問，一枚反戰車地雷，是否應該具備分辨坦克與校車的能力？一枚水雷，又是否應該能區分軍艦和漁船？在他看來，反對在武器中應用 AI 的人，許多其實是反對一切武器，他們只是用 AI 當作一個 удобный 的藉口。而賦予武器更高的自主判斷力，正是讓作戰方式更道德、更精準的必要途徑。「這根本是同一個概念，」他將現代 AI 武器類比為數千年前的狩獵陷阱，「只是用當時的技術來執行罷了。」本質上，都是為了讓武器能更聰明地辨識目標、執行操作者的意圖。

從 2017 年創立至今，Anduril 的理念正逐漸從邊緣走向主流。美國空軍已公開宣布，未來自主戰鬥機的數量將超越有人駕駛戰機。國防部開始擁抱這種更快速、更靈活的採購與開發模式。這就是拉奇宣稱「贏得競爭」的底氣所在。思想的轉變已經發生，接下來的挑戰，是如何將思想轉化為大規模部署的現實。

面對 2027 年可能的台海衝突時程，這個轉變的速度，不僅攸關一間公司的成敗，更直接關係到未來世界的樣貌。拉奇提出的那個問題，懸在每個人心中，顯得無比沉重與迫切：「這樣的速度夠快嗎？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