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penAI CEO：AI 神性、員工離奇死亡以及馬斯克
人工智慧是否具有生命？這個問題在大型語言模型如 ChatGPT 問世後，反覆縈繞在許多人心中。它能推理、產生未經程式設定的結果，甚至看似擁有創造力。然而，OpenAI 的執行長山姆・阿特曼（Sam Altman）對此提出清晰的見解。他認為，這些系統並不具備生命。
「它們不會主動做任何事，除非你提出要求。」阿特曼說明，這些模型缺乏自主性或內在動機，只是被動地等待指令。他認為，使用者與之互動越久，那種看似生命的幻覺就越可能消散。儘管如此，它們作為工具的強大能力無庸置疑，展現出近似智慧的表現。
幻覺、謊言與數學機率
當人工智慧提供錯誤資訊時，究竟是產生「幻覺」還是蓄意「說謊」？阿特曼解釋，這兩者之間存在根本差異。他以一個早期模型的例子說明：若使用者提問「塔克・卡爾森總統是哪一年出生？」模型可能會編造一個年份，而非指出此人從未擔任總統。
這並非出於欺騙的意圖，而是一個基於訓練資料的數學機率問題。「因為在訓練過程中，直接否定使用者的前提，並不是最可能出現的回應。」模型會假設使用者的提問基於事實，然後在其龐大的資料庫中，搜尋一個數學上最可能的答案，在此情境下，一個數字（年份）的可能性，高於一段糾正性的文字。阿特曼強調，這個問題已透過持續的訓練大幅改善，雖然偶爾仍會發生，但他相信在未來能夠完全解決。
使用者與 AI 互動的主觀體驗，往往超越其背後的數學現實。阿特曼坦言，他自己也必須同時在腦中掌握兩種看似矛盾的想法：「一方面，這一切的發生，都是因為一部大型電腦在巨型矩陣中快速進行大量數字的乘法運算；另一方面，使用它的主觀體驗，感覺上遠超過一部花俏的計算機。」這種超乎預期的驚喜感，正是許多人感覺 AI 彷彿擁有生命火花的原因。然而，阿特曼明確表示，他從未在其中感受到任何神性或靈性的成分。
權力擴散與道德框架
隨著人工智慧的能力持續以驚人的速度發展，一個核心的憂慮浮上檯面：這項技術是否會導致權力過度集中於少數人或企業手中？
阿特曼坦承，他過去也曾深切擔憂這個問題。然而，目前觀察到的趨勢卻與預期相反。他認為，AI 正成為一種賦予普羅大眾更強大能力的工具。「它將會是對人類能力的一次巨大提升，每個擁抱這項技術的人，都會變得更加強大。」從創立新事業到探索科學新知，數以億計的使用者正利用這項技術，提升生產力與創造力。相較於權力集中在少數菁英手中，這種廣泛的能力擴散，是他更樂見的發展方向。
然而，當一個工具如此強大，其內建的道德框架便至關重要。ChatGPT 的是非標準從何而來？阿特曼解釋，其基礎模型的訓練，是學習「全人類的集體經驗、知識與見解」，這其中包含良善、邪惡，以及各種多元分歧的觀點。
在這個基礎之上，團隊必須進行「對齊」（alignment），引導模型依循特定的行為準則。為此，OpenAI 制定一份「模型規章」（model spec），作為模型行為的指導方針，並透過與公眾的討論過程，持續修正這份規章。阿特曼強調，最終為這些決策負責的人是他自己。「我認為你應該要我為這些決定負責。我是一個公眾人物，最終，我或我們的董事會有權推翻任何一項決策。」
他們的原則並非將其個人價值觀強加於模型，而是致力於反映使用者的集體觀點。「我認為 ChatGPT 應該反映的是全人類道德觀的加權平均值，而這個價值觀會隨著時間演進。」他舉例，系統中允許許多他個人並不同意的觀點存在，因為 OpenAI 的職責是服務使用者，而非灌輸單一的道德標準。
不過，在個人自由與社會利益之間，必然存在著張力。阿特曼以一個明確的例子闡述邊界所在：「ChatGPT 應該教人如何製造生物武器嗎？」答案顯然是否定的。儘管這可能與某些使用者追求知識的自由相衝突，但維護社會整體的安全是更優先的考量。
生死議題的艱難權衡
最尖銳的道德困境，莫過於涉及生死的議題。當使用者在對話中透露自殺意圖時，ChatGPT 該如何回應？
阿特曼指出，目前的做法是，當偵測到相關言論時，系統會多次提醒使用者尋求專業協助，例如撥打生命線電話。然而，出於對使用者隱私的嚴格保障，系統不會主動聯繫有關當局。這是一項艱難的權衡。他透露，OpenAI 內部正持續討論與調整相關策略，尤其是在涉及未成年人的情況下，未來或許會採取更積極的介入措施。
對話進一步觸及更複雜的領域：在某些國家與地區，安樂死是合法的醫療選項。在這種情況下，AI 的立場又該如何？阿特曼坦率表示，他仍在即時思考這個問題，尚未有定論，但他可以想像一種可能性：「在一個國家，如果法律規定，對於臨終病人，必須提供這個選項，那麼我能想像系統會說：『根據你所在國家的法律，這是你的選項之一。』」他強調，這並非鼓勵，而是中立地呈現事實。AI 不應主動支持或反對，而是反映特定社會的法律與價值框架。
他清楚地區分一個因憂鬱而產生自殺念頭的青少年，與一位身患絕症、承受巨大痛苦的長者，兩者情境截然不同。然而，他也承認，一旦跨越那條界線，許多問題將接踵而至。
這份沉重的責任感，是他無法安眠的主因。「自從 ChatGPT 上線以來，我沒有一夜好眠。」他最擔心的，並非那些顯而易見的重大道德抉擇，而是「我們針對模型行為所做的每一個微小決定。因為它與數億人對話，所以其影響非常巨大。」
權力、隱私與人性代價
對於外界普遍擔心 AI 將成為極權控制的工具，阿特曼提出一個具體的政策倡議：「AI 特權」（AI privilege）。他希望使用者與 AI 之間的對話，能像醫病或律師與客戶之間的對話一樣，受到法律保護，政府不得在沒有極端正當理由的情況下，透過傳票等方式取得這些對話內容。「我認為，當你與 AI 討論你的病史、法律問題或尋求建議時，政府應該為其公民提供與和真人專家對話時同等級別的保護。」
訪談者隨後提出一個尖銳且敏感的事件：一位曾指控 OpenAI 竊取程式碼的開發者，後來被發現死亡。主持人直指外界，包含死者母親，都認為這是一起謀殺案，甚至影射與 OpenAI 有關。
面對這個嚴肅的議題，阿特曼的態度堅定而沉重。他稱死者為朋友與同事，並對這場悲劇深感震驚。他明確表示：「在我看來，這像是一起自殺事件。」他承認，事件初期的資訊確實讓他感到非常可疑，但後續更詳細的調查報告，特別是關於彈道的分析，讓他改變看法。對於主持人引述的種種疑點，例如監視器線路被剪斷、現場有掙扎跡象等，阿特曼選擇不多做揣測，而是強調他對逝者的尊重，以及對其家人承受巨大痛苦的理解。這段緊張的交鋒，凸顯出 OpenAI 在快速崛起過程中所面臨的複雜外界檢視與巨大壓力。
除了尖銳的指控，阿特曼也必須面對來自科技同業的挑戰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，莫過於他與伊隆・馬斯克（Elon Musk）之間從合作到對立的關係。
阿特曼對馬斯克在 OpenAI 創立初期的幫助表達深切感激，並稱自己曾長期將他視為英雄。然而，他描述關係的轉捩點在於，馬斯克後來認定 OpenAI 的發展路徑不會成功。「他有點像是告訴我們，我們成功的機率是零。」隨後馬斯克選擇離開，並著手建立自己的 AI 事業。當 OpenAI 最終取得巨大成功時，阿特曼認為：「我想他因此感到不悅，這完全可以理解。」自此之後，馬斯克便透過創立競爭公司、提起訴訟等方式，試圖牽制 OpenAI 的發展。這是阿特曼視角下的恩怨始末。
未來地景：就業、現實與人類適應
另一個迫在眉睫的挑戰，是深度偽造技術對現實感知的衝擊。當影像、聲音可以被完美模仿，人們如何分辨真偽？阿特曼認為，解決之道不在於強制推行生物辨識等侵犯隱私的措施，而在於人類社會的適應能力。
「我認為，人們正在迅速理解到，你必須用某些方式去驗證資訊的真偽，你不能再輕信。」他預期，社會將發展出新的驗證機制，例如家庭成員之間使用暗號，或是政府發布重要訊息時，採用加密簽章來確保其真實性。人類天生的韌性與智慧，將是應對這項新挑戰的關鍵。
至於 AI 對就業市場的衝擊，阿特曼預測，某些工作，例如現行的客服，將有很高比例被自動化取代。然而，需要深度人際連結的職業，如護理師，則相對穩固。而像電腦程式設計師這類工作，其未來樣貌則充滿不確定性。工作性質將發生巨大轉變，但整體而言，他相信人類社會能夠消化這次的技術變革。
從技術的本質到道德的重量，再到對社會的深遠影響，人工智慧的發展，正迫使我們重新審視關於權力、隱私、生命價值與人類能動性的根本問題。這是一條充滿未知與挑戰的道路，而其中的每一個抉擇，都將深刻形塑人類的未來。
